大家好,小阳来为大家解答以上的问题。方绍伟博客，方绍伟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,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！
1、方绍伟：《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？》第十九章：“中国崛起”是不是“书面崛起”？ 中国人从“秦汉唐宋”以来的“面子情结”，在元清和近代受到了重创，所以数百年来，可以说中国人一直都怀有“复兴之心不死”的志向。
2、但是，在各大文明的全球化浪潮中，“东夷西戎、南蛮北狄”的历史博弈里诞生的“华夷秩序”已经不复存在，此“天下”确实已经非彼“天下”。
3、中国人的复兴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复兴，它是一种潜意识中的“大一统”的复兴，即是民族和集体的复兴。
4、民族复兴的难点是“集体政治意志”，只有统一有效的“集体政治意志”，民族复兴才有可能。
5、 按照这个分析，中国的复兴就不是简单的“内因决定”的孤芳自赏，全球化的“新天下”争的不单是实力，而且是价值。
6、而在内部，戊戌变法以来，中国政治精英就认识到“器物-制度-文化”的层次关系。
7、只是，中国的复兴从来不是按照一种书面上的构想来实现的，中国的复兴从来都是各种“集体政治意志”的斗争和一种“集体政治意志”的得势的结果。
8、所以，体制外设想的“应然复兴”就可能完全不同于体制内致力的“实然复兴”。
9、在另一方面，体制内的“实然复兴”则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产生“书面复兴”与“实际复兴”的差别。
10、也就是说，由于体制内的“面子情结”、甚至是一般中国人的“面子情结”，大家所愿意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中国复兴，其实只是一种“书面复兴”而不是一种“实际复兴”。
11、 “华夷秩序”意义上的中国复兴早就不可设想了，在新的“全球秩序”中则根本不存在中国复兴这个问题，因为“丝绸之路”或“郑和下西洋”之类的强盛根本就不是“全球秩序”意义上的一种强盛。
12、所以，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种“重新定位”，是一种“追赶”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“后来居上”。
13、但是，中国的“书面复兴”除了有这个“华夷秩序”与“全球秩序”的误置之外，更关键的是我们中国存在一个“政治-道德-经济”的综合难题。
14、 在政治上，用“限任制”改良后的“限任一党制”取代了传统的“家族政治模式”和“终身一党制”，有效地维护了“大一统”的政治格局。
15、但是，“中体西用”的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文化有效性”，一直面临着一种“价值有效性”的挑战，所以，对任何一个诚实的分析者来说，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政治有效性”无论如何不能被夸大。
16、 实际上，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止，本质上就是从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价值有效性”到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政治有效性”的遏止。
17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“限任一党制”本身就是“中西结合”或“低度西化”的产物，所以，在现实逻辑上，“限任一党制”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不仅是它本身的“制度稳定性”，而且是它内含的“价值意向性”以及这种“价值意向性”所要求的“程序确定性”。
18、我们在2011年的中东民主浪潮中已经看到，“低度西化”政治体制的“制度稳定性”，并不必然能够压倒其内在的“价值意向性”和“程序确定性”的冲动。
19、 因此，当前中国国内的“左右之争”，归根到底是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制度稳定性”与“价值意向性”自我冲突的表现。
20、在这场冲突中，“程序确定性”更多地被体制内的“潜规则惯性”给取消了。
21、尽管有人认为这是“实质民主”对“程序民主”的取代，可问题的本质，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“书面文化”对“现实文化”的粉饰和遮盖。
22、所以，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制度稳定性”和“政治有效性”可以被归结为一个“文化有效性”的问题。
23、这当然也是中国与中东的区别。
24、 不幸的是，政治上“书面文化”对“现实文化”的粉饰，反过来也强化了中国社会上“书面道德”对“现实道德”的遮盖。
25、所以，中国的“书面复兴”除了有“华夷秩序”与“全球秩序”的误置之外，中国“书面复兴”的另一层含义，就是 “书面道德”背后“现实道德”的无情堕落。
26、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已经在近几十年来无数的坑蒙拐骗、假冒伪劣、作奸犯科、冷漠粗鄙等故事中体会到了。
27、 我们经常说，西方文明的兴起是在“对内道德与对外缺德的相对失衡”中实现的。
28、中国的“书面崛起”也有相映成趣的一面。
29、中国的“内外”不是“国内外”而是“圈内外”，中国人的“圈子”可以是“亲友”、“故知”、“集团”、“政党”。
30、当然，中国的“双轨道德”还是不同于西方的“双轨道德”，即便在同样的范围内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程度也明显不同于西方人。
31、所以，中国特色的“亲情道德”对“契约道德”的优势，就必然使实际的中国崛起变成一种极不均衡的崛起，它是一种“书面文化”的崛起，它是一种“亲情文化”的崛起，它是一种“权贵文化”的崛起，它总之是一种“书面崛起”。
32、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，中国的贫富差距、环境质量、甚至于道德质量都反而恶化了。
33、 中国经济的“债务和结构危机”也同西方的“债务和福利危机”相映成趣。
34、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一种“内部化”危机，是人力、土地和资本的“国家内部化”的危机，中国的债务危机则是“政治单一制”、“财政准联邦制”和“地方短期政治行为”的制度结果。
35、西方的经济危机是一种“外部化”危机，是民主自由通过“伴随性和非市场化”的“经济外部化”突破“群己权界”的结果，是表现为“财政责任外部化”和“金融风险外部化”的制度危机（欧元的危机则是“财政责任外部化”和“货币与财政政策不对称”的双重危机）。
36、 所以，在“华夷秩序”之后的“全球秩序”中，中国的“追赶”和“重新定位”是一种奇妙的“国际博弈”：西方的“将牌”是它的“精神价值”，西方的“短板”是它的“外部化危机”，而西方的国际货币地位则是一把可以伤人伤己的“双刃剑”；中国的“将牌”是它的“市场价值”，中国的“短板”是它的“内部化危机”和“契约道德危机”，而中国“限任一党制”的“制度崛起”则是一个“文化有效性”和 “价值有效性”的“矛盾体”。
37、 “韬光养晦”之所以一直是中国外政的主旋律，那仅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“短板”确实比较短。
38、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也一度头脑发热地认为，中国独特的文化可以使中国成为未来“全球秩序”中的“唯一整合力量”。
39、汤恩比显然漏读了中国的“双轨文化”，“亲情道德”可以是“契约道德”的补充，却决不可能是“契约道德”的替代，更谈不上什么整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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